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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启示录
添加时间:2015/12/20 12:26:28     阅读 1438 次
中医启示录
前言 

(一)、“下医治病”——体温决定生死——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黄帝内经·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云:“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老子《道德经》在《道德经·象元第二十五》写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谓道也.道无形.混沌而生万物.乃在天地之前.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寂者.无音声.寥者.空无形.独立者.无匹双.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无所不入.在阳不焦.讬阴不腐.无不由穿而不危殆也.可以为天下母。道育养万物.气如母之养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见道之形容.不知当何以名之.见万物皆从道而生.故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不知其名.强名曰大.高而无上.罗而无外. 无不包容.故曰大.大曰逝其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复逝去.无常所处.逝曰远言远者.穷于无穷.布气天地.无所不通也.远曰反言其远不越绝. 乃复反在人身.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包罗天.地.无所不容.天大者.无所不盖.地大者.无所不载.王大者.无所不制.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八极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当法地.安静和柔也.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有功而不置.地法天天湛泊不动.施之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静不言.阴行精气.万物自然生长.道法自然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这就告诉人们要从本质上认识世界,要搞清楚一个基本的关系,“自然本质”在“天”,而“天法道”。那么“道”又是什么?我们经过求证得出结论,在自然界中“道就是能量”。【注】:这是道教协会版《河上公章句<道德真经注>》的原文,粗体字为《道德经》原文,细体字为河上公注释。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这是一个公理式的文字构造,是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基础框架。这里边有几重意思:一是,人类语言与客观实际有本质的区别,自然能量是客观存在,用人类主观思维融合过的语言是无法表达清楚的,不要纠缠在语言上来认识自然能量。二是,人类认识自然有两个范畴暨两个层面:“有”和“无”是主观感觉对客观存在的最基本判断,能判断者为“有”,无法判断者为“无”;“有”和“无”的客观存在与主观判断是有差异的,能量是自然中的客观存在,是无形的客观的“有”,但是在主观判断时却是不确定的“无”。“无”是自然能量在主观认识中的表象形式,是不确定的,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元始”,所以,用感觉判断的“无”来作为认识自然的开始,即“无名天地之始”;“有”是可见可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定的信息,与物质承载直接相关,也可以用有形的文字命名,所以可以做到“有名万物之母”;有感觉而无法判断,是思维的开始,这是辩证逻辑关系;有信息可以判断,也可以用文字来命名,这是命题逻辑,是形式逻辑关系;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运用构成认识论的完整过程和完整结构关系;认识论的过程关系应该也能够与自然地客观存在的过程关系同步——所有的信息的“有”,是由能量的“无”作用生成的。三是,人们认识自然有“常有观徼”、“常无观妙”两种认识论的范畴和两种认识论的逻辑,两个认识论范畴是哲学定义的“先验”与“后验”,两个认识论的逻辑是“生成”逻辑与“是非” 逻辑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进一步而言,也可以说是两个层面,两个逻辑共同相互寓于相互转换生成人类对一元化自然的完整认识论构成;两个范畴,两种特征差异导致文字命名上有差异,但客观上都围绕着对自然本质的认知,是不同的过程阶段,是不同的认识层次和认识侧面,内容与本质是源于同一的自然的客观存在,是“同出而异名”。四是,人类的认识具有层次不同的问题,“常有观徼”,是机械式的是非逻辑关系,属于表层认识,“常无观妙”是涉及本质的深层认知内容,“妙”客观上是自然生成逻辑的变化结果,主观上是辩证逻辑思维的结果,对最深层次的内容的认识;人是应该由浅入深,深入的认识才是涉及本质的认识;单一个体的和单一层面的“玄”“同”是不够的,只能通过“取象比类”的抽象模拟并且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玄之又玄”认证,才(就)能打开认识自然本质的“众妙之门”;深入的认识才是广泛的认识,“众妙之门”是一通百通。 

从上面的中国传统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整个基础是建立在自然能量之上的,是能量第一世界观。能量第一性的世界观关注自然的能量本质,超脱于就事论事的物质观察。 

钱学森先生对此有明确的结论:“中医理论是前科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医还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东西来阐明,中医自成体系,是前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体系中的现代科学。”所以,对中医的描述和理解也应该要做到与众不同,与一般的理论描述和理解不同。自然的真实是构造性的,对自然本质的认识也是构造性的。从这点出发我们要从一般文字的思维转入到图形构造的思维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到中医的真实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医道不分,医易不分”,“医道同源,医易同源”,“万物为一”,将所有的对自然的本质的认识建立在能量变化之上,就是“变化由其真,终始自相因”。我们把“道”、“无”、“阳”对应现代的自然能量性信息,把“有”、“物”、“阴”对应现代的物质性信息带入老子的这段论述,我们能够经历一个从无形能量作为“天地”初始,能量居于上游统领地位实施“自上而下战略”作用于所有物质演化,最后通过对物质性信息的“万物”加以命名认识自然演化过程和相应的关于物质变化生成的理性逻辑,进而建立形成能量第一性的世界观。这样我们能够很快地进入到中医最基本最核心内容的思考和领会。从文字结构上我们还可以看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是一个封闭完整的实在直观的认识论构造体系——唯象思维。也就是说,观察不仅是局限在看得见的物质层面,而且要深入到针对能量的无形无物的自然范畴,这是相关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客观世界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一元化真实决定着人类主观认识必须也是“有无相生”的一元化封闭。用文字来表达“有”和“无”是二元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是用图形来表达“有”和“无”是一个完整自然内涵的两边范围(见附图),是一条直线,也是一个完整的封闭,“有”“无”相悖地共处一体,形成一种一目了然的虚道(是)大(非)主观意识(此)客观存在(彼) 附图1:“大道”封闭效应图示一元化的有机整体性的自然能量无异同有辩证关系和一统封闭。人们还可以通过线段的连贯封闭和方圆图形包容覆盖的封闭了解到“有无”的相互寓于和相互转化,确认变化的完整过程,从而将“有无”视为一个完整封闭和完整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层次的差异区分,最终通过“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的融合实现主观认识逻辑顺从自然生成逻辑、回归自然一体化一元化的和谐。《道德经》称其为“道生一”,《黄帝内经》称其为“然其要一也”,庄子称这种主客观互动的和谐为“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而在“道生一”和“然其要一也”基础上依托图象自然语言“象数成理”的思维就是传统中医的“唯象思维”。唯象思维和能量第一性世界观奠定了传统中医的自然基础、认识论基础和理论基础,也是中国自然文化一个问题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载体的两个方面。 

      “常无欲以观其妙”对应能量性信息的思考和观察,“常有欲以观其徼”对应物质性信息的思考和观察,两者不可或缺,相互寓于,彼此互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论的唯象思维构造体系。没有能量意识和自然能量的对应,这个构造体系寂然不动,有了能量的意识和自然能量的对应,这个构造体系是活的,有生命的,“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易》)与中国的能量第一性思维相比,西方的思维是物质第一性思维,所以,西医是个用语言描述的“道可道”体系,没有对自然能量“无”与认识论的“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基础,也没有唯象思维的认识论构造体系,是物质基础上对生命的思考,是依靠语言和形式逻辑支持的知识整合,属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有名万物之母”思维层面的产物。西方的思想方法主要停留在“常有欲以观其徼”的范畴,缺乏“常无欲以观其妙”经验和思想构造体系的互动支持,所以,西医对生命的认识是物质性的,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的,机械的,“碎裂开来”的。不能说西医没有对能量的思考,但西医从根本上无法离开物质第一性的思考基础,所以,西医的能量思考总是受到分子、氨基酸、蛋白质、细胞和器官组织有形边界和理论概念的阻断,缺乏连贯性和整体相关性。西医是从“有”向“无”演化的思维,与自然演化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真实逆向,西医的认识深入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有形”,“有间”,“名实不符”而不得不停止, 

      无法“朝元”、“归根”,无法做到“返朴归真”,无法最终抵达自然生命的能量性的真实。西医是“自下而上”的物质搭建战略,无法实现从能量源头和能量贯穿覆盖生命整体的自然真实来解析生命,缺乏中医纲举目张“整体恒动”的基本意识,只能“以病为本,以工为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工治已病”,难以达到“标本兼治”和“上工治未病”的主动和彻底。与西医不同,传统中医是从能量作用出发的“自上而下”的生命思考,是“形而上者谓之道”,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和“常有欲以观其徼”互动融和的思想成果。传统中医“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从能量的“本元”出发,思维逻辑从一开始就保持了“言标本者,易而勿及”的溯源追索,使思想和操作保持一种与能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同步自觉,用无形的“精气神”来描述有形的生命,形成了“有生于无”,“有无相生”,“无有入于无间”的思想理论和“为无为,无不治”的操作体系。因为强调能量是生命的“元”“本”,强调能量上游统领的纲举目张作用使得传统中医总是占据整体和趋前的主动。西方科学总体上是基于物质第一性思维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医不科学”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中医是能量第一性思维的产物,两者采用的思维逻辑不同,两者出发点也不同,战略方针也不同。说“中医不科学”可以,但否定中医不行。因为科学侧重“常有观徼”与中医侧重“常无观妙”共同封闭着人类对自然的完整认识,“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缺一不可,实质同一。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认同“常无观妙”的不可或缺和重要,也不相信传统中医有“常无观妙”的构造体系和对无形自然能量的认识论的承载和认识能力。传统中医的高明在于“它既是直接描述事件本身,而又同事实相符合”,“道隐无名”。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首先是个“返朴归真”的问题,是个“思求经旨”的问题。只要能够“反朴”就能“归真”,只要真正做到“思求经旨”就能够正本清源,发现中医,把握中医,然后才是融入现代科学成果求得中西医整体性的健康发展的问题。传统中医从本质上讲并不复杂,因为“常无观妙”本身就是人类最基本实践,是人类与自然最原始、最直接、最基本、最纯朴的对话和经验总结。在没有文字,没有实验室条件的原始状态下,传统中医在春秋时期以前就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单纯使用自然语言的图象模拟的“象数成理”“言大道也”的思想构造体系,这个思想构造体系与自然能量存在天然的对应和联系,在中国有至少两千年以上的发展历程,而且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前为人类最值得称道的、最纯朴的文字前文明——“天道”文明。传统中医的真实历史记录主要保留在秦汉之前“言大道也”的图文资料中,其文字综合记录有《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易经》、秦人的《周髀算经》、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真经》、《易经》,其图象记录有太极图、勾股弦定理、河图洛书,五运经天图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天干地支和阴阳历法体系。汉代以后的《淮南子》、严君平的《老子指归》、河上公的《道德真经注》、张仲景的《伤寒论》、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及唐代王冰艰辛次注的《黄帝内经素问》等经典著作对传统中医有承上启下的恢复作用,但是因为有脱离能量第一的思维、脱离图象支持和过于依赖文字描述的倾向至使后来的中医理论逐渐脱离了“言大道也”和“象数成理”的自然本质,变成一种有脱离世俗倾向的特殊的社会文化产品。近百年对中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因为“不念思求经旨”显示了一种用“常有观徼”取代“常无观妙”的迷失和误读。按照《说文解字·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所言:“唐虞三代五经文字燬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幾与不知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 传统中医最基本的阴阳五行学说,气血理论和经络学说既是一个整体的三方面描述,也构成一个认识论的构造体系。传统中医通过三方面的“玄之又玄”实现对人的生命的一元化整体恒动的完整认识和描述。融会贯通传统中医三个理论学说的自然要素是自然能量,而“阴阳”、“五行”、“四时之气”、“风热湿暑燥寒”、“虚实”、“补泻”等具体的表现形式与人体温度和压力则息息相关。 

      “阴阳五行”学说直接源于“取象比类”的最基础的模拟抽象,是人类“常无观妙”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用自然语言即“几何形式”的抽象表达,是一个对无形能量作用即自然本质的“象数成理”的模拟表达体系。“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两者共同抽象出对能量物质的完整动态封闭,“阴阳”代表的能量性信息和物质性信息的性质的分立可以对完整封闭中物质和能量以及由质能变化导致的所有信息的能动模拟表达。“五行”是通过“木火土金水”的典型的物质性信息,“取象比类”实现对能量作用过程的规范完整的模拟,其中包含了“生成(克)”,循环等自然的基本逻辑,结合“象数成理”的方圆构造体系人们可以用抽象的“几何形式”与无形的自然能量进行对话,“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脱离了中医的能量本质和中医“象数成理”的自然语言基础停留在人类语言即文字的层面来理解和解释中医,“不念思求经旨”也不可能做到“思求经旨”,使整个中医发展背离中国春秋前已经完善的自然文化传统而走上了背离自然真实、无法“返朴归真”的歧途。 

      当笔者将中国字的“五”、“巫”的形成过程和五行定义;《周易参同契》的“覆冒阴阳之道”,“四象即分,五行以出”的象数表达形式和作图过程;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及海森伯测不准定理;德国中医协会海德堡模型热力学过程;《黄帝内经》“生成数”“五行生克”的概念和运用;数学中数论的“模五同余”,拓扑学的同一拓扑性质;中国珠算的上下档之分和占蓍的“挂、堞、扐”操作程序能够自然生成八卦的操作结果进行多方面相关性考证之后,“同谓之玄,玄之又玄”,“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的实际操作过程终于打开了人类最高级、最终极也是最质朴思考的“众妙之门”: 1、人类认识论确实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形而上谓之道”的领域和范畴,这个范畴就是西方哲学的先验范畴。所有以上主观范畴和主观形式的人类思考和理论描述具有涉及表现自然能量本质的共同性和汇聚点,自然能量实现了所有思考和理论描述“一”以贯通的重叠和贯通; 2、先验范畴所有的思考与表述遵循的是自然生成逻辑,最终会抽象汇聚简化成一、方、圆、五、巫、勾股弦的几何形式象数的承载表达,从而使中国的“象数成理”表达成为对自然能量和自然本质最简单,最完整,最深刻的一元化载体:3、对中医的思想理论要从描述承载自然本质的最深入和最宽泛的能量作用的意义上加以认识和理解,阴阳五行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生命的对话语言,不能仅仅局限于脏腑解析、中医用药规范的狭隘范畴,要有现代理论物理学、西方哲学的最高成果作为基础的更高境界。事实上,中医是涵盖人类最高思维内容的伟大成果。4、所有以上的人类思考和理论描述都得到的象数成理的承载、提升和完善:通过五行关系的融合,量子力学理论的波粒二象性实现“同义而异名”的一元化表达;海德堡模型的热能温度关系与木火土金水模拟的洽接实现了能量无形的本质性作用(本)最终将以温度的物质性信息(标)予以准确描述的完整过程的深刻表达,东西方思考的“玄之又玄”,使人类有了把握“整体恒动”的完整理论关系和表达形式,使中医理论实现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完成了西方科学的一元化和整体化的终极提升。 

      传统中医的气血理论,气指的是能量(温度和压力),血指的是血液,是“营”,是参与新陈代谢物质来源的专指,是能够直接与生命能量性信息——“气”直接对应的物质性信息的表达。气血又是人体生命能量解释的一个问题的能量功能态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是解释生命一元化“本元”的“无有”两个形态和两个方面。气血是生命活动形成细胞和机体前的最上游的链条环节,是所有生命组织的“本”,是“无有入于无间”维持生命状态的最初和最重要的要素、条件和基础。因此,解剖学意义上的人体脏腑器官组织构成的生命形态就都成为气血“生化”的后续结果,是气血运行状态的下游链条环节,是血气的“标”。“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人们有了健康的气血状态即健康的能量功能态,就会有健康的生命机体组织,就会有健康的生命。相对气血运行机制而言,生命的组织器官处于生命活动的下游链条而变得并不那么重要了。气血与阴阳有封闭性质的对应,对气血的描述可以转换成阴阳的对应封闭思考,有了“阴阳”的模拟,有了阴阳为基础的象数成理构造体系,人们没有必要作解剖学的物质性解析,也能通过“谨候其时,气可与期”的“祝由”操作做出对生命“观妙”的完整准确判断和描述。 

      从《黄帝内经·经络论篇第五十七》:“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五色俱见者,谓之寒热”的论述以及上海同济大学费伦教授证明的“经络是生物液晶态物质”,传统和现代的两方面文字描述的封闭对接可以看出,经络是血气的延伸,对经络的认识和解释必须是能量性质和液晶态两方面“同出而异名”的。从物质上封闭生物液晶态的经络范围,可以涉及到人体血液以外的具有调控新陈代谢能力的所有相关体液和化学元素;从能量角度认识经络,经络是一种人体温度“寒多则凝泣,热多则淖泽”,“无有入于无间”综合作用的能动功能态。经络有别于血,不流动,不运输物质,但是以静制动,也是以“无有入于无间”的液态形式,以“控制,阻化,激活各种酶的催化机制”等功能态参与和影响人体新陈代谢。经络可以与现代医学的组织液概念对应,经络与血液融汇贯通,对新陈代谢具有催化和调控的功能作用。 

      作为物质,经络对能量作用极为敏感极为能动,作为能量,经络有形有序有载体。经络既是温度压力的物质记录和载体又是人体内化学反应和能量制造的参与和催化要素,经络起着记录能量信息调控化学反应承接原有能量,制造后继能量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一元化的阴阳统一体。 

      在传统中医理论的理念中经络气血的认识是整体关联,“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经络以不同的功能层次分布于全身,“络”在血管外与血液直接贯通形成微循环,经络能够与气血融为一体实现生命“营”(即营养物质)向“卫”(免疫力等综合功能态)的转换调控全身的免疫功能,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基础。和血液贯通与血液直接作用决定了经络属于生命的相对稳定的具有整体调控能力的上游链条,所以,经络学说成为气血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传统中医认识经络有“常有观徼”和“常无观妙”相互重叠的两个层面:经络与血液在物质形态和功能态上有所区别可以命名,也需要命名;但是从能量第一的认识出发描述两者又是“无有入于无间”具有温度同一性和温度融会贯通性的,无法命名(实际上《黄帝内经》有“经隧”的概念,但再没有找到实际操作的真实对应,也就是说“经隧”的客观实体更加难以捕捉,更加抽象),属于阴阳封闭描述的“妙”的层面。对血和经络的物质认识西医也有,但是对气、血、经络的能量性的阴阳封闭一体化认识西医却没有,所以西医找遍了血液和组织液中的所有成分但无法确定随温度(能量)及其随时空能动的功能态规律,无法形成系统的能量生命观和“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水火既济”、“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泻必用方,补必用圆”、“为无为,无不治”的能量医疗认识和操作。因为没有一元化的能量意识和“无有入于无间”的温度作用经验和意识,现代科学界在分别研究液晶,酶,细胞质(组织液)的离子平衡电位时都涉及和回归到绝对温度而又无法形成从温度出发对生命的整体相关的一元化完整解释。西医对生命的研究和认识象狗熊掰棒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成果层出不穷,发展不断,病名越来愈多,分工越来越细,研究疲于奔命而最终的理想结果却总是擦肩而过可望而不可及地“碎裂开来”。 

       20 世纪末,被德国海德堡的格列藤教授对五行学说作了能量和温度破解,而且自诩为“世界上最好的对中医的描述”,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理论描述开始真正有了实质性和表达形式的自洽对接。中医能量医学的真实本质再也不会被怀疑,西方医学开始有了从物质第一性思维转向能量第一性思维的现代描述模型,而借助这个模型的成功笔者进一步完成了“象数成理”的传统中医释译,实现了传统中医的理论现代化的整体性突破。 

      有了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将传统中医与能量和温度建立了确定的联系,再让我们认真读一下老子《道德经·反朴第二十八》:“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我们会形成中医是“能量医学”,“体温决定生死”的新思考。“天下”是道家特指人类社会的概念,“谿”和“谷”是同一个意思,是山谷导致水流的势能(注:西方思考的对象是流水,所以得出了“一个人不能两次跳进同一条河里”的真实的困惑,中国人考虑的是“谿”“谷”的能量性本质,能够得到与西方思考不同的稳定的终极的自然的本质特征),是道家对能量作用和自然本质的典型模拟表达,是特指性质的;“式”是阴阳模式,是“取象比类”的规范,也是自然能量的“象数成理”的基本规则;“德”是承载着能量的物质(包括功能作用),“常德”是生命有机体,一般也指可持续的最佳功能态(对人而言是形和神,思想行为的综合涵盖)。有了能量理念的明晰和以上几个概念的明晰,整段文章的意思也就自然明白起来了:对于人而言,人的本能和自然能量是人体生命的本质,保持生命的能量本质,最佳能量功能态(婴儿出生时37.2℃体温功能态)就不会缺失(常德不离),人体健康就“复归于婴儿”;对认识自然的本质而言,“黑白”、“阴阳”是基本模式,坚持“象数成理”的阴阳基本模式能够保证人的认识排除任何极端偏执复归于自然真实;对于社会道德的价值观(即文化)认识,稳定健康的心态是“(知)足”,“持满”“知足”导致思想的朴实超脱。 

      老子从“上工治未病”、“象数成理”构造体系、“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三个方面概括了传统中医的完整内容和思想原则,中医与自然文化是融会贯通的。“朴散则为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能量转化成物质,树干生出繁茂枝叶,白光折射成七色光(见附图)的类似纲举目张的自然现象的概括表达,有精神力量转化成物质力量的涵义,“圣人”的文化意识分化之后转换成“官长”管理行为的表达,所以,要想保持客观的真实就要“大制不割”。“大制不割”的“大”是对应自然界最重要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概念,与“道”共同封闭自然地本质真实。老子用文字的“大制不割”构筑了一个关于能量基础上认识论的“完整性”的理念。这个“完整性”的理念又是由“大”和“朴”,“大” 和“一”,“太极”和“无极”,“雌雄、黑白、阴阳”构成的“象数成理”构造体系予以支持承载的。所以“大制不割”能够用文字表达,能够坚信不疑,能够成为普遍真理。 

      长期以来,西方生命科学对“先后天”有内部物质性基因遗传的解释,也有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外部抉择的解释,但是内部与外部,先天与后天,物理和化学,物质和能量,始终是两张皮。 

      中医的认识和解释是能量第一性的,“先天”是从母体生育时传递给婴儿的(经络的)能量功能态,具体的说是婴儿的37.2℃的(经络的)体温功能态,也是全人类统一的功能态。这一功能态来自“先天”作用于“后天”,无限延续。“先天”来自婴儿经络对于母亲分娩是37.2℃体温承载(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后天”是37.2℃体温的经络功能态转化持续出的健康新陈代谢,“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人类生命延续了几百万年,,母亲婴儿变幻无穷,繁衍生息的功能态始终如一,作为生命的个体变换不计其数,但是,作为能量性生命解释的温度(物质性信息)指标却始终只有一个——37.2℃体温。它既是“先天”也是“后天”,“易而勿及”,能量变物质,物质变能量循环不殆,生生不息,功能态恒常不变,构成了变化性和均衡性,连续性和阶段性,必然性和偶然性,“标”与“本”,“母”与“子”等众多关系相互寓于的转化和一元化和谐的持久稳定。 

      于是,“体温决定生死”,“为无为,无不治”全身热疗的能量医学的指导思想和现代操作方案应运而生。 

    (二)、“中医治人”——自然文化决定世俗文化——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客观存在的自然能量是一元的,人是能量物质一体一元的构成,两个一元应该是穿透的,是融合的,和谐的,这才是自然的真实。在“天人合一”自然真实的基础上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描述也必须是一元化的。但是爱因斯坦面对20 世纪膨胀式的科学发展经过后物理学的思考之后却不得不得出结论:“在目前,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决定论性的理论,它既是直接描述事件本身,而又同事实相符合。”这无疑是现代人类最大的困惑也是西方现代科学和哲学最大的无奈。为了摆脱这个困惑和无奈,几乎所有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都做过艰苦卓绝的思考,希望能够得到科学和哲学相互融合的对自然的一元化描述。在追求哲学和科学一元化融合的思考中体现较为完整深刻的有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20 世纪60 年代之前的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的后量子力学的思考争论以及70 年代以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研究了19 世纪以前的所有自然科学成果之后,发现和阐述了自然现象中普遍地存在辩证的客观规律,用大量的实例证实黑格尔的主观思维的辩证法最为接近自然真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所有的思考最终是要找到“回归自然的道路”。因为当时的科学成果都是物质性思维的实证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也没有完成对整个思想体系一元化的承载和表达。因为没有“象数成理”的一元化的自然载体,在他们去世以后“自然”回归科学范畴,“辩证法”回归哲学的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体系最终没有能够摆脱世俗的二元化分离的习惯模式。附图2:阳光物质(器)阳光折射(朴散则为器)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从左至右是自然客观逻辑的顺序,而从右至左是人们认识中也能够独立存在的主观认识逻辑顺序,说明人的主观逻辑可以与自然客观逻辑是一种顺从也可以是一种悖逆。人们不能说人的认识逻辑不对,但也不能说人的认识逻辑就是自然逻辑。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做到主观认识逻辑与自然逻辑的“至虚极,守静笃。”朴散(前科学)。 

      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1879-1955)在量子力学理论的基础上,承认能量对科学思维的统领作用,坚持用自己相对性动态的思维逻辑与自然运动对接而成就了《相对论》,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引进了新的更符合自然逻辑的主观思维逻辑——能量的一元化和主客观存在对应互动的相对关系。由于爱因斯坦学术的成功更多是运用主观思维逻辑的结果,爱因斯坦的思想基础更多时候停留在主要依赖主观思维逻辑的层面,表现出主观思维逻辑压倒客观自然逻辑的“科学的宗教感情”,他无法接受尼尔斯·玻尔(1885-1962)的可能导致二元结构的互补性理念,执着地坚持“我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的“科学的宗教感情”,实在是因为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才无可奈何地接受“在目前,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决定论性的理论,它既是直接描述事件本身,而又同事实相符合”的西方科学的最终事实。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语言文字解释很复杂晦涩而且最后的代表性载体又是数学公式E=mc2,虽然明确了整个思维的能量第一和一元化性质,但是并没有提出和说清相对论涉及的自然逻辑与主观思维逻辑的区别和同步的本质问题,虽然爱因斯坦也想到了几何学和勾股弦定理不证自明的对自然逻辑的承载和表达,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越过“科学的宗教感情”的主观局限也没有为自己思想体系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和描述载体。因为没能找到个人思想体系的一元化的客观载体,爱因斯坦近五十年的思考为自身留有遗憾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遐想和新的困惑。 

      英国思想家怀特海(1861-1947)具有从数学家到哲学家的特殊经历,他的思想代表了西方思想界也是人类思想界最高级最完整的知识构成。面对“理论物理的深入发展表明,定域因果性原理被破坏,非定域过程被发现”的历史变化,作为数学家的怀特海能够发现一般数学逻辑(主要是:是非对错)和数学运算在解释深入层次和层次深入过程的严重不足。因为有数学基础,怀特海的思考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有所不同,他注重客观自然逻辑对人类思维逻辑的影响,他注意到人类的主观思想内容层次发展的问题,“譬如,时间理论、空间理论、知觉理论和因果性理论当宇宙论发展时,它们也一次次重复出现。在每次复现中,这些主题都对框架有新的解释,或者是自身接受某种新的解释”,也就是说主观思维逻辑总是受自然生成逻辑的影响,是在与自然逻辑“玄之又玄”的互动中显示出其所含的深层价值。怀特海的思考暴露了人类现有知识,即使是科学皇冠上的宝石——数学,与自然生成逻辑和主观思维逻辑深入能力相比存在严重不足。人们面对宇宙发展过程中全方位“覆冒”共存的“生成”自然逻辑必须要有完整的能动的主观思维对应和互动。怀特海对认识层次深入(实际上就是理论物理学的“非定域过程”)的问题超出数学涵盖能力的发现和思考使他没有再去从属于西方数学范围的“几何形式”中寻找对自然逻辑的客观解释,而是干脆依托文字进行表达,结果形成了一种西方前所未有的对于多层次深入思考的文字(“以重言为真”,“重言十七”)封闭结构(例如“自然对心灵封闭”“过程与实在”)。怀特海的文字表达凸显了人类知识在一体化的个人和一元化的个人思想面前的相悖:怀特海本人是一体化的,怀特海的思想应该是一元化的,但是在现实世界怀特海完整的思想必须被划分成数学家和哲学家的两个不同的思想阶段和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两个范畴才能进行表达和理解,这同样的也凸显了西方二元结构人类思想知识背离自然真实的荒唐和无奈。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普利高津(1917- )的耗散结构理论以热力学为依托延续着人类主观逻辑适应自然逻辑的终极思考,温度和序的对应转换实现了生命的能量释译,但是因为“序”这个概念的“虚无”性质和在实验中能量作用“无有入于无间”、边缘无法严格地界定,“从混沌到有序”的实验操作总是会得到“从混沌到新的混沌”或者是“从清晰实验条件得到混沌的实验结果”的实际结果。(解放以后中国的经络研究也属于“从清晰实验条件得到混沌实验结果”的情况)因为无法确定系统边界,无法找到和证明最终的“有序”形态,普利高津学派明确地得出:“当代科学关心的重心已从存在走向生成”,“事实上,宇宙的基本构件被认为不是固体,而是几何形式”的精辟结论。但至今为止普利高津学派对“生成”以及“几何形式”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交代。和以往的科学研究一样,普利高津的思想体系因为缺乏能量第一性的一元化的思维构造的最终确认和没有完整的一元化的思维载体,在对宇宙认识的深入发展和完整表述方面受到极大地限制,直到现在普利高津学派仍然没有完成对耗散结构思想体系的理想承载和完整表述。耗散结构理论又重新回到了西方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的窝囊状态的事实,使整个西方科学体系像摊大饼一样的格局又失去了一次由能量贯通融合“反扑归真”“归根曰静”的重要机会。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诸多西方巨匠的人类终极思考体现了西方思想界追求最终一元化成果的极大需求和前仆后继的努力。但是所有的思考都因为没有找到一元化的客观承载又回归到原有科学和哲学分离的二元构造之中。科学伟人们总是从不满意科学与哲学分离出发经过几十年的充满辩证的一体化和一元化思考并且在各自所取伟大局部成功之后在新的基础上找到对二元结构的新的不满。从不满出发回到新的不满,循环以往成为西方二元思想结构的死结。 

      在 20 世纪量子理论的诞生和后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成果之所以是划时代的,就是因为量子和耗散结构两个理论的思考首先否定了“常有观徼”能够确定的自然逻辑与主观逻辑同一统一的传统物理学的思维格局,承认和接受“常无观妙”认识层面自然“生成”逻辑“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注1】以及自然逻辑与人的主观思维逻辑会有重大区别的事实。在20 世纪的一百年间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找到与自然逻辑同一的主观思维逻辑及其载体。为了找到主观能够接受和认可的符合自然逻辑的有机载体和完整表达,物理学界选择了相对而言最接近自然逻辑的“数学实证”路线,希望通过“数学实证”在“常无观妙” 恩格斯:“不论这一切,我们总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决不会丧失,因为它在某个时候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高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地方和某个时候又一定以同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认识层面实现主观思维逻辑与自然逻辑的同一和统一。从20 世纪50 年西方物理学界兴起高维数学计算的弦理论,结果50 年的时间过去,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数学计算的维数从相对论的4 维空间表达升至弦理论的30 维甚至更多,仍然没有使经过“数学实证”的人类主观思维逻辑与自然逻辑实现重合,无法“归根”,无法“曰静”。“朴散则为器”,与此同时信息学,系统学和生命科学等新学科蓬勃兴起,“定域因果性原理”,“非定域过程”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自然科学实质上已在我们特别的注视前碎裂开来”(雷舍尔《复杂性》)。而“碎裂开来”越来愈“复杂”的“自然科学”已经显示出一种人为主观的特征和失去自然逻辑的内外在必然关联性的特征。科学的胜利使人的意志无限地膨胀开来,连科学界本身也以为贴上科学标签经过“数学实证”的主观思维逻辑就是自然定律,人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通过权力加上贴标签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学术界可以任意地设置学术分科和学术壁垒,政治家可以任意的使用武力和暴力,经济学家可以用背离实际自然资源的货币发行表达人类的主观思维逻辑达到掠夺自然、掠夺他人的目的,强调个性化的离散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日趋商业化的社会结构越来越严重地背离了自然“道德”的“天人合一”的一元化和谐,人们在科学的指引和支持下无所顾忌地唯利是图,为所欲为,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滥用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自然的报复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演越烈,不可持续的势头越来越明显。 

      特殊的文化修养,特殊的历史条件,特殊的知识构成,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特殊的个人品格决定了钱学森(1911-2009)先生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和锁定了能够使人类终极思考“复归自然”的方向和路线——“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 

      中医真的就是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终极思考的解答吗?中医真的能够“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吗?对此钱学森先生已经给出肯定的的答案。但是对于中医为什么能够“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和将怎样“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的问题则必须由中医自己回答。也就是说,中医必须能够解决西方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医必须就是西方思想家们艰苦卓绝努力可遇不可求的终极思考的完整答案——“它既是直接描述事件本身,而又同事实相符合。”事实证明,传统中医都做到了。首先,传统中医是人类“尊道贵德”的能量第一性的完整世界观,其次,传统中医认识和解决了主观思维逻辑与自然逻辑“至虚极,守静笃”【注2】同步互动的问题,传统中医不仅有形成人体能量性实际经验体系——中国丹道,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医建立和拥有封闭承载主客观互动的自然语言的一元化载体——方圆太极图为基础标志“象数成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构造体系。也就是说传统中医有经验体系也有承载自然本质的思想载体。 

      整个传统中医是“言大道也”的能量第一性思想体系,“大道”、“太极”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就是中国道家对能量第一世界观的涵盖一切的最基本表达。 

      对自然逻辑和主观思维逻辑的思考,传统中医没有做简单的概念化处理,而是在“象数成理”的支持下形成象数“几何形式”与文字关联的构造体系加以表达。《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黄帝内经》的“生成”,“生数一”和“成数六”就是依托“五行”过程和“象数成理”针对自然逻辑的综合表达,《庄子》的“彼是方生之说”则是依托方圆对人类主观认识逻辑的规范(参看前文附图)。传统中医认定自然变化的逻辑是“生”“成”,是“四象既分,五行以出”,我们称其为“自然逻辑”。对自然而言,“生成”是包含时空的、层次和所有参与“生成”的要素“质变量化”的完整封闭,不论是实体,还是逻辑,还是过程统通没有相悖的问题。人的想象力的本能认识有独立“覆冒”即发散捕捉覆盖深入的本能和可以脱离于自然逻辑之外自我延伸的性质,人类主观思维逻辑则主要体现在命题逻辑,             即“是”和“非”,“同”和“异”。对人认识自然而言,单一层次的线性的二元的“是非”“同异”与没有同异,没有是非的一元化的自然客观逻辑存在差异。主观思维总是存在价值和取舍的问题,而“是非”又不是自然地真实(自然真实只能是“生成”),所以对自然真实的把握就只能是放弃主观的“是非”判断,寻求本质的模拟——“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传统中医看来,自然和人,自然逻辑和主观思维逻辑两者虽然存在本质差异,但都是无可争议的客观存在,问题是如何使这两者回归统一在自然真实的基础之上即“是非”回归于或同于“生成”。 

      人是一样的,人的基本思维是一样的,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一样的,人的认识终究要“回归自然”也是一样的。 

      中国有“是”的概念,西方的英文有“be”,德文有“sein”的表达,中国有“生成”的概念,西方英文有“become”, 德文有“werden”的表达。不同的是,中国人还有主观逻辑与自然逻辑的“至虚极,守静笃”【注2】,“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意识和主客观互动的一元化阴阳太极的完整表达而西方人没有。文化是可以被人选择的。中国古代先人和古希腊的智者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同一时间,在没有文字和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凭着一规一矩完成了“几何形式”和“象数成理”的思考,同时创造了辉煌的远古文明,这本身就有力地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不同的是,古希腊人选择了过度使用主观“是非”“相等”逻辑为表达形式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数学而放弃了中国先人“象数成理”的自然文化基础——自然生成逻辑。分析下来,这与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有关,古希腊是奴隶制社会而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古希腊奴隶制度的阶级划分导致统治者愿意和希望选择使用主观“是非”逻辑替代自然“生成”逻辑为自己的为所欲为与剥夺他人进行辩解,古希腊人的数学体现的就是强调“是非”“等于不等于”逻辑的使用典范。古希腊人认为数学的“等与不等”还不够,还在认识论范畴用“是非”逻辑替代一元化的自然“生成”逻辑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最终形成古希腊自然科学和哲学分离的二元文化,在奠定了西方主客观分离二元认识论和文化结构的同时古希腊文明失去了生命活力。从形式上看欧几里得几何学的逻辑性比中国的象数体系更强,整个学术体系也比中国的象数体系更“完美”,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古希腊数学并没有真实地反应数学的自然本质,没有成为能够承载自然能量作用“生成”逻辑的、完整的、一元化的、综合封闭性的思想载体。这使得西方后来的所有发展受到根本性的制约,直到今天西方和人类的科学发展还在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西方现代科学延续我一直宣传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了古希腊的思维模式和没有完整一元化思维承载的思维格局,每走一步都会受到“小学”、“小知”的“以己知立则知夺之”(严君平《老子指归》)的干扰,无法真正地走上“返朴归真”“通于一而万事毕”的道路而“碎裂开来”。 

      当笔者提出“道就是能量”的见解之后,总是会碰到哲学家们的质疑,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如果‘道就是能量’那‘逻辑’到哪里去了?”显然,他们指的是“是非”命题逻辑的事实而没有承认能量的存在和能量的作用本身只有“生成”没有“是非”的另一个客观事实。能量本身只有“生成”的一元化的自然逻辑,“是非”是主观认定的内容与自然无关。说到底,哲学家们在自然“生成”的事实中“发现”和“强调”“是非”逻辑只是一种人对自然的主观强加。哲学对“逻辑”的强调已经使主观思维将自然能量作用的一元化的“生成”分离成“是非”的二元。面对自然和自然能量“覆冒阴阳”一元化“生成”逻辑,人类因该做的是调整自己的“是非”观念,适应自然能量变化的“生成”,使主观逻辑与自然逻辑“至虚极,守静笃”,“玄之又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中国考古研究没有找到中国存在奴隶制的充分证据,但是中国有长达数千年的关于伏羲、神农、黄帝、夏禹,周公等诸多的圣明之君的历史传说记录。中国的历史记载没有诛杀苏格拉底类似的记录,但中国有大量的古代领导者获得文化成果的记录,远古中国的大部分政治领袖也是文化发展的领军人物,这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客观积极的历史条件。领导者的无私、圣明和客观加上彭祖和老子等一大批炼丹者的超长寿命教导着权力持有者:生命和健康比权力更为重要,生成比是非更正确更持久,促使中国的领导者放弃主观“是非”逻辑的倾向,努力保证中国文化的自然、纯朴和真实。中国的古代文化承认和保持自然是脱离人的客观存在,坚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原则而放弃“人法人”、“人法物”的粗暴蛮横。在认识论范畴坚持“常有观徼”和“常无观妙”“同义异名”的和谐统一,没有古希腊的关于逻辑的哲学钻研,而建立了“至虚极,守静笃”“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自觉。在坚持“常无观妙”的认识层面中国古人坚持自然能量的“生成”逻辑,形成了太极图构造“象数成理”的表达载体。中国的古代几何学“大成若缺”, 

      简单质朴甚至显得有些粗糙,但是仔细分析下来,中国的“几何形式”始终是“大制不割”和“方而不割”封闭完整的,有“去小知而大知明”更高自觉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解释自然神秘的综合能力,很好地完成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的任务。中国的“几何形式”源于对自然“取象比类”(“类”为同类,相似,类推的意思),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本质模拟,“几何形式”是方法手段,模拟自然本质是目的。中国的“象数成理”有通过“取象比类”的模拟功能的强调,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的多层次连续深入“生成”的思维逻辑和操作成果,但是没有等式两边恒等的数学计算逻辑过度延伸和精确要求,说明中国古代智者能够客观真实地实现人类对自然能量认识,实现对自然本质的记录承载,实现主观思维向自然真实的回归。 

      之所以中国人能够做到“至虚极,守静笃”,中国丹道功不可没、不可或缺。如果说老子“至虚极,守静笃”的处理洽和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思考,指导人们在线性发散关系中寻找相对静止解决了主观逻辑顺从自然逻辑的问题,那么“至虚极,守静笃”更是中国丹道无可置疑的直接经验体会。经过考证,“炁”就是升温的概念,“炁幾”就是产生温度的热能的概念。“消息”的“消”是热能与温度同时湮灭,能量转化成物质,“息”是物质释放热能与温度的概念,是“熵”的思维。中国丹道“炼精化炁,炼炁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本质就是与人体能量打交道(现代科学能够通过人体温度测量得到“可重复”的实证):“炼精化炁”是将人体的物质精华转换成热能和较高体温,质能相当,质能转换,“神”是功能(态),“炼炁化神”是将较高的人体温度(37.2℃)转化成健康的人体经络的功能(态),“虚”是关系,“炼神还虚”是用好的功能(态)适应自然环境和处理人体健康关系,“物壮不道,不道早已”,“炼虚合道”是保证生命关系回归自然能量的本质真实。体内外温度“冲气以为和”的“一”以贯通自然会使人建立起“道就是能量”,“炁”即温度“一”以贯通的最基本的一元一体认识。练功实践将“先后天”和“先有为而后无为”的功能(态)、过程和过程阶段(层次)“无有入于无间”地融于一体,使人在获得健康长寿的同时也切身体会并且证实过程和层次等不同类型“生成”的自然逻辑。人体对自然的“生成”逻辑直接感受,证实自然逻辑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 

      丹道修炼让人们认识到,调整主观思维的“是非”,使之与自然“生成”逻辑“至虚极,守静笃”至关重要。 

      自然“生成”的过程性和多层次深入性使得中国的古代智者没有停留在丹道经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浅表具象层面而止步不前,而是在丹道经验的基础上“为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自然真实的“生成”逻辑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微”是过程;“妙”是“微之极也”,是过程的转折点,也是量化到质变的分叉点;“玄”是同、是重合,“通”是贯穿融汇,“深不可识”是认识层次的问题。对于自然而言“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是一元化的,对于人的主观思维和语言表达而言这些内容却都是可分的。 

      在认识的浅表层次上,“常有”的物质性征很容易使“观徼”的结果与自然逻辑“成”的表面现象与主观思维逻辑“是”的感觉同一和统一,很容易导致人们错以为自己的主观思维逻辑的“是”能够从“成”延伸的“生”的“微妙”之中进而使主观的“是”等同于自然的“生成”。然而,随着认识层次的深入,主观思维逻辑的“是非”对立可分甚至是不可调和与自然逻辑“生成”的一元和谐会出现分离和不同步。因而在对自然深层次认识也就是“常无观妙”的层面,实践经验总是要人们做出“居安思危”敬畏深层变化的思想准备和主观“否定之否定”的调整,以便使主观思维逻辑适应客观自然的生成逻辑。这时,承载人们“是非”逻辑的思考结果——知识,也就是“小知”,会妨碍人们思想的调整,导致自然逻辑和主观逻辑的更加分离,于是就会出现人的认识与自然真实的相悖或扭曲。“以己知立则知夺之”,所以,解决自然逻辑与主观思维逻辑分离要“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就是强调对待“不可识”的能量和自然逻辑只能在主观上做到“包容”,在客观上做到“形容”而别无他法。客观上做到“形容”就是“象数成理”,而“象数成理”最终会找到客观一元化的承载表达方式——中医太极图方圆构造体系。 

      五千年前中国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用“象数成理”“言大道也”,形成“天道”文明。后来人们用语言结合图形来描述“自然”描述“大道”和发展文字,并最终完成《黄帝内经》、《易经》和《神农本草经》“三坟”的著述和方块象形字。道家经典著作使用文字非常规范,非常严谨,而且有图象支持。《道德经》以后的文字记录表面上脱离图形,但实质上也是依托图形和文字结构支持的,是“以重言为真”。《道德经》“大道”的主客观封闭和“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的阴阳模拟与《黄帝内经》的“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以及《易经》六十四卦都是一脉相承。只是因为焚书坑儒导致后人的把握出了问题,使整个传统中医体系“碎裂开来”而已。 

      在能量第一世界观的基础上,“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传统中医首先要恢复自身的“言大道也”的“象数成理”载体。中医恢复了自身一元化“象数成理”的思想载体,能够解决自身“碎裂开来”的问题的同时解决现代科学“碎裂开来”的问题。 

      就唯利是图的短期行为而言,“有之以为利”的认识论文化是够用了,而且科学发展似乎已经为人类提供了享用不尽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供应可能,似乎人们可以忽视甚至否认“无之以为用”的深层价值。但是,就可持续发展深入完整的意义而言,“无之以为用”的“无”和“用”具有比“有”和“利”更深刻的内涵和作用。钱学森先生看到了这点,他说:“我一直宣传中国的传统医学,几千年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确实是我们的珍宝,但过去乃至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与现代科学对不上号。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所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上号……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那将是不得了的。”传统中医“象数成理”的模拟构造从来就是人类“无之以为用具”的思想精华,有承载自然本质和表达自然本质使人得到学习和能够使用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全方位功能:由“一”“道”到“方圆”的变化包含和保留了自然逻辑的完整,“大制不割”,“方而不割”的封闭处理一方面保持所有要素和能动关系的完整和规范,另一方面呼应发挥人类全方位深层次可适的思维能动性,只要一出现主客观思维的互动整个传统中医的“象数成理”构造体系就会“于是太极始判,横五运于中,轮流至今,终而复始。圣人望而详之”,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具有学习、解释和揭示自然本质的综合能力和实际功用,最终成为解释宇宙的语言和行动指南。 

      莱布尼茨依托《易经》发明二进制,进而导致计算机发明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医前科学的普适万能作用和解释宇宙的能力。笔者在写本书的三年多时间里按照《周髀算经》、《黄帝内经》和《易经》的文字记录做了大量的功课,复原并发现了诸如勾股弦定理,八卦、运气学和其他一些满含自然生成逻辑的“象数成理”关系。笔者也尝试着用中医象数成理构造体系与自己所学和未学的科学知识进行自洽对接,同样也得到了诸多现在学校教育无法得到的新的学习和新的思考。这些思考中涉及到几乎所有的西方科学的难点,许多西方科学“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难题,一旦进入中医“象数成理”的构造体系就成了“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迎刃而解,而且是一通百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像用中国的“五”字构成能够重新建立一元化的解释量子力学的构造模型,克服了海森伯“测不准原理”与自然真实的相悖,使量子力学得到最终完善;像结合德国海德堡模型用正弦曲线结合吉布斯函数作出生命的热力学说明,既解决了中医“炁”和“炁幾”和“气”的关系问题,也解决了西方热力学无法使用负熵描述生命的极大困惑,同时又在证明中重新发现了传统中医“风热湿暑燥寒”具有对热力学和能量内涵综合模拟承载的历史真实,使中医理论得到提升而回归现代科学殿堂;像直角三角形和勾股弦定理封闭和表达完整的能量、物质和信息关系,使西方科学设立无数新学科也解释不清的信息关系和信息理论焕然一新,所有说不清的理论关系和要素关系成为一目了然的简单事情,能量性信息的地支表达和物质性信息的天干表达复显了中国传统阴阳历法的活力,也彰显了干支符号体系的普适功能;像太极图构造显示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自然逻辑承载和完整表达,消除了现代系统论的系统要素和系统边界无法界定的困惑,实现了生命和复杂巨系统先后天、“过去、现在、将来”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寓于的可规范的能动表达,为系统学提供了语言文字和“数学实证”无法解决的深层释译;像用占蓍模拟证明的“过程序”对接西方科学希望用“对数回报法则”和天文物理学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来解释的“生成”的自然逻辑,使人类无需或减少在难以进入的自然领域盲目耗费精力和资财,说明太极图构造体系“无之以为用”的巨大的科学价值和无限的经济价值;像通过方圆连续切接确定“可允许轨道”重新建立和解释元素周期表,使宇宙的微观和宏观解释,使对自然的物理和化学解释,使能量与质量关系,使粒子与波,使电磁和热,使平面和立体,使时间和空间,使场和点位、向量,使功能态和物质形态,……,实现了整体化、连续化、一元化、简单化、直观化的完整承载和表达,一通百通,豁然开朗。总之,因为包“容”的完整与变“易”过程的完整,所有的事情变得直观、容易,所有这些成果对现代科学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所有的成果都够得上获取诺贝尔奖,然而对中医的“象数成理”而言是那样的自然而然,那样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和让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种东方的神秘,这是一种东方的玄妙,这更是一种中医的真实——自然逻辑的真实,也是人类主观思维逻辑与自然逻辑“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是观其复”的真实。 

      人类选择文化时是以“有利”为出发点,但只有回归“无用”的层面,这种选择才算真实完整。在阶级社会里,所有人都希望让文化发展滞留在“有利”于自己的实用主义层面,但是自然的真实不会停留在“有之以为利”的层面而是不断向“无之以为用”做彻底的回归,“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通,道乃久,没身不殆”,科学和社会发展只选择最优秀的“天道”文化,只有最优秀的“天道”文化才会“返朴归真”。 

 从钱学森先生作出“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的论断时起,科学成为选择文化的标准,人类长久利益成为选择文化的标准,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作为个人的见解,《中医启示录》是“大器晚成”和“大成若缺”,一定会有许多的问题和不足甚至会有错误,但是《中医启示录》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思想文化向自然的回归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执大象,天下往,往而无害,安平泰。”人类将在《中医启示录》涉及的广泛的文化领域迎来一个比14-17 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空跨越更大,内容更加深刻的文化复兴。 

      【注1】:《道德经·显德第十五》: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而)新成。 

     【注2】:《道德经》归根第十六: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是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通,道乃久,没身不殆。 

     (三)、“上医治国”——“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三皇结绳无文而治,洛书出夏禹,五帝书象,昌颉造字,彭祖用引导术活八百年,因为时隔远久又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于是,三千年前的历史就变成了神话传说,但就是这些神话已经向我们述说了中华民族早就有着认识自然、认识自然能量、认识生命的远古辉煌。事实上中国存在一个文字前的史前文明——淳朴的“天道”文明,这个文明是人类最基础的有明确是非标准的文明,是没有阶级划分,没有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冲突的善良文明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后续的有文字的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文字前的“天道”文明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自然文化,对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以及后来阶级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也有深刻的影响。 

      到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人们经历了长期的记录和整理形成了认识自然能量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古代科学家规范严谨的“几何形式”逻辑思维成就了《周髀算经》和太极图;关于能量与物质的转换规律以及能量运行的开放与循环机制的描述成就了模拟封闭完整的《易经》;“道以医显”,关于生命承载能量的思考和记录成就了《黄帝内经》;借助日晷和勾股弦定理获得的天文现象的记录整理成就了准确系统的中国传统历法;结合功夫修炼综合所有自然科学成果,升华人文知识成果,老子总结著就了《道德经》;在纷乱的百家争鸣中,坚定方向扫清迷雾,呐喊疾呼成就了庄子的《南华真经》……这是一个完整的需要坚实经验基础支持的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表述能量整体性作用的“言大道也”的自然科学体系,这就是中国道家玄学。在中国,“言大道也”对文字没有依赖关系,但“言大道也”的图形表达的“象形,指事多为文”对后来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时间、内容和表达形式上构成真实的“前科学”和“前文化”。 

      老子(公元前571-471)的寿命超长(应该与中国丹道有关)、经验阅历极其丰富,思想朴实透彻博大精深,所以老子能够成就《道德经》同时也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孔子(公元前551-479),孔子执卓与机巧地追循老子, “述而不作”,光说不练,衍生了道家玄学的文字流派——“儒道”。“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儒道即中国儒学的最初内容,是缺失了能量研究成果的道家玄学的泊来品和衍生物。在中国文化历史记录上文字不属于“言大道也”而归类于“小学”,确切地讲,儒道最初只是脱离了象数理支撑的道家玄学的纯文字的表达,也是脱离了“经验封闭”的主要受由“常有观徼”简单逻辑思维决定的思想成果,是在封建社会初期剽窃了道家玄学自然科学内容的社会学产品,是“小学”。从根本上来讲,“小学” 是无法支撑中华文明大厦的。 

      关于人类对自然能量的认知,老子的经验告诉他:“道可道,非常道”,“仓吉造字不如三皇结绳而治”。文字从来就不是自然文化的内核,自然能量——“道”才是思想文化的根本,自然能量是看不见的客观存在,对自然能量的认知是人的直觉要求,是人类文化的本元,是语言无法准确表达和逻辑思维无法把握的纯属经验性的“先验”的自然科学内容,对自然 

      能量的认知要“绝圣弃智”,是“言者不如知者默”;庄子(公元前369-286)发现了孔子“述而不作”的语言文字的尴尬,也深刻地知道仅仅靠文字说明会背离道家玄学的经验本质和自然科学本质,不是客观的真理,庄子结合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作出维护道家玄学纯正、维护道德纯洁的呼吁,庄子的呼吁成就了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激情浪漫的《南华真经》,使道家玄学成为百家争鸣中唯一雄辩最完善最深刻的科学真理;不幸的是,秦始皇(公元前259-210)愚昧残暴的焚书坑儒,破坏了科学知识的有序传承和交流,打碎了道家玄学——中国的自然科学的整体联系,使道家玄学失去社会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的支持,也使庄子的呼吁成为了中国道家玄学最后的千古绝唱。从此,在“言大道也”基础上被称为“天道”的、尊重客观倡导“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被唯利是图巧取豪夺的“王道”所取代,社会性的相对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和环境被封建专制统治破坏,封建社会前存在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被消灭,“士大夫团体”分裂成散居民间的“江湖隐士”和附庸在统治者门下的“御用文人”,致使具备能够自食其力的中国传统的丹道医学成为完整道家玄学唯一合法又相对独立稳定的社会传承形式。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也是唯利是图实用主义世俗文化否定传统自然文化的历史,还是封建社会帝王大一统强权取代思想文化早已“大一”统的诸侯割据政治思想多元化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帝王诸侯“有之以为利”与武力强权结合否定“无之以为用”的自然文化根基的作法,助长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思维逻辑日趋上风,削弱了人们对自然和自身尊崇的“无之以为用”的自然文化作用,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上一致,政治上诸侯割据的社会结构,也彻底改变了“天理亦即人道”的传统道德标准和自然形成的“人(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传统价值观念。周朝以前崇尚“天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让位于崇尚权力和利益的“王道”。王道亦即霸道,中国开始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的道家思想无法与专制同流的封建历史时期。 

      “天下之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明火执仗地否认“天道”导致秦王朝统一六国后的短命和楚霸王盛衰的瞬时逆转,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天道”文化的深厚和巨大的历史惯性。刘邦接受教训,对“天道”采取阳奉阴违和偷梁换柱的作法,为实现用世俗文化取代自然文化打下了基础。刘邦的作法一方面体现了“有之以为利”对“无之以为用”的妥协回归,另一方面为实用主义的强权政治清扫了思想理论障碍。“是以强秦大楚,专制爱因斯坦:“所有这些类型的宗教所共有的,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一般地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这个水平。但是属于所有这些人的还有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尽管它的纯粹形式难以找到,我把它叫做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感情的人阐明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拟人化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 而灭;神汉龙兴,和顺而昌”,“汉初重黄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出现文景之治的繁荣以及《淮南子》、《老子指归》等恢复自然文化的思考和文字记录和修正。武帝时期,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帝王在理论上彻底撕去“天道为大”的面具,从制度上和思想理论确立了文字为基础的世俗文化的主导地位,从此,真正的自然文化和科学研究进入被官府罢黜的“百家”之列,而“述而不作”用文字定格思维的儒家思想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封建政治的主流文化。好在道家玄学具有自己完整的理论构造体系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以及自我传承的能力,使中国的能量第一的思维在逆境中得以存留延续。东汉时期,精通丹道的魏伯阳(无准确年考)著述周密务实的《周易参同契》,重新整理恢复了被打散的道家玄学的理论体系和整体关联;精通玄学数术的张仲景谨慎细致记录辩证施治,总结出药到病除的《伤寒论》,在医疗实践中传承着道家玄学的精髓和理论构造的关联,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炼丹术与道家玄学的有机互动和相互支持。中国丹道和中医蕴含的科学性质和经验性质使道家玄学成为超脱于封建统治文化的系统的百姓实践文化,在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继承发展了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汉代官方强调文字定格思想,民间知识分子坚持经验基础上的玄学,构成了从此以后的中国的官方依赖儒学、民间崇尚道家的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文化的二元结构。道家玄学和传统中医是自然科学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根源,能够被所有的人接受,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对封建制度有革命性的影响和作用,成为中国“无之以为用”,“无为而治”(理解为尊崇和按照“自然生成”逻辑来处理问题)的真正文化力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厚的软实力。 

      道家思想文化对封建社会政治的自发介入是从张道陵(公元34-156)开始的,张道陵强调“天道”开创的“五斗米”教实际上实行了一种远离中央集权统治的地方自治,当这种自治管理转变为政权形式的时候,“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道家的文化作用不可避免地让位于或者从属于已经社会化的利益和政治关系,道家玄学的自然科学部分就会被搁置或者被扭曲,对道家玄学的文字说明和利益经营会使道家学说蜕变成“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将人分等的封建儒道,而其他的形式表达会蜕变成宗教。“五斗米”教没有中央政治权力的直接支持无法变成完整的官方儒道,于是依托特殊的表达形式演变成了道教,填补了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民间政治的空缺。道教以宗教的形式与官方儒教既分庭抗礼又分工协作共同实现着封建社会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互补,从不同侧面提供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大部分的精神产品和社会稳定(有时也会有冲突,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谐的)。由于道教还能够提供医疗健康产品,道教也为道家玄学提供了部分的栖身条件,这使得道家玄学有了相对稳定的保留和传承的机会条件。汉代后期,由道家玄学衍生的封建的政治思想理论——儒道已经完善,由道家玄学衍生的宗教形式——道教已经诞生,“天道”为虚与“王道”为实构筑了封建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从此,文化搭台政治唱戏,代表封建统治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将中国的历史演绎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由于有儒道和道教的传递和表达,老庄的道家玄学实际上还能发挥“无为而治”的作用。经过秦汉的文化改造,主导中国的自然文化(即“天道”)已经蜕变成了实用主义的君主文化,即“王道”。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现象反映了思想文化对权力与利益的独立自由要求和知识分子独立于统治集团之外的生存愿望,但是成熟的封建制度已经失去了春秋以前能够存在一个相对独立于统治者之外的“士大夫”阶层的历史条件,独立的知识阶层已经因为政治上不合时宜而无法生存,独立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华丽诗文只能成为道家玄学衍生的深刻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在中国的彻底超脱游弋于封建主流政治之外的自由的民间的精神文化财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统治者与自由知识分子对立是绝对的,即使在一般的科学范围之内也表现得很尖锐。 

      华佗(公元?-203)的正直坚毅被曹操的屈杀留下中医千古的遗憾也留下真正道家知识分子仙风道骨高尚人格的生命赞歌。事实告诉人们,科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封建统治总是水火不相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注重形式的传播承接了道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话语权,充填了道家学说放弃或者说从不选择的宗教性的社会空间和思想空间。同时也成为封建统治者控制民间单一宗教发展壮大的制衡因素。事实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道家思想基础深厚是离不开的,禅宗的达摩祖师是在中国面壁十二年后成就造化,禅宗坚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张,又反证了中国道家对佛教高层的深刻影响。 

      隋朝时期(公元589-618),杨氏父子对道家文化思想的推崇坚持赋予道家思想抵御消除外来宗教影响的政治功能,面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影响,道家文化不仅维护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完整独立而且同化着外来文化使它们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在印度的最终消亡与中国成为佛教大国的事实体现出中国文化具有比印度更深厚的包容和承载能力。 

      唐太宗(公元599-649)的豁达明智和对老子的包括血统在内的全面继承,开创了当时全世界仰慕的贞观盛世,孙思藐(公元541 或581-682)、王冰负责任和深明大义的研究发掘显示出民间发展中医的自觉与深厚实力总能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有所作为;李唐王朝与老子同姓并不等于能够与老子同道同德,封建专制决定着唐王朝无法避免重蹈从变革者到保守者,从道学向儒道转变而最终被改朝换代的覆辙。在五代十国乱世中,深信道家思想的五朝宰相冯道(公元882-954)以忍辱负重不倒翁的坚韧在异族统治下成为坚持传统中华文化道德的中流砥柱,这段历史扑朔迷离至今的评价仍然没有定论,但是宋朝的道家文化的再一次兴盛说明了冯道坚持延续了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以及异族文化对于中国道家思想文化的又一次的最终臣服。 

      宋朝(公元960-1279)应该是中国封建历史上道家文化盛极而衰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文化重要的繁荣时期,北宋时期,邵康节(公元1011-1077)的刻苦勤奋和神机妙算使《易经》广泛传播而家喻户晓,周敦颐(公元1017-1075)的《太极图说》使“几何形式”成为道家思想体系的典型代表符号和客观载体,中医运气学理论被列入国家考试内容,说明了在宋代对道家玄学文字以外内容的理解和传播具有一个国家层面的相对完整的良好局面,程颢(公元1032-1085)程颐(公元1033-1107)两兄弟的系统整理使儒家学说的纷繁呈现出一种向“象数成理”道家玄学的回归倾向,玄学在民间的成功发展震撼了朝庭,但是整个社会科技水平的不足,使道家玄学的历史局限也得到充分的暴露:宋徽宗(公元1082-1135)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对道家玄学的学术性的痴迷只能显示出艺术和宗教性的狂热,宋徽宗的艺术家的偏执和迂腐导致中原人民在经济文化极度繁荣昌盛的形势下经历国破家亡的悲惨灾难,封建专制再一次书写了优秀的道家文化“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悲哀;朱熹(公元1130-1200)的思维敏捷和才华横溢的再一次乘机“述而不作”形成了文字描述儒家理论的终极体系——理学。朱熹希望在纯文字表述上对道家玄学追根溯源成就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然而他做到的只是在孔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偏。按照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看到宋代的理学始终停留在文字说明和“问渠哪得清如许”的浅表层面上无法认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深刻转换亦即“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更深层的道理,无法探索到思想文化的真正源头本根。程朱理学既没有真正恢复道家玄学的科学本质,也没有新的成功经验的融入,只能是对春秋儒道进一步的画蛇添足。社会学性质的理学不仅使宋代民间的思想成果再一次回归儒道,而且进一步挤占了道家玄学通过儒道对封建政治进行“无为而治”的作用空间。理学的貌似公允、貌似完整使道家玄学的文化根源地位被掩盖殆尽,从此,道家玄学受到理学的挤压,在学术上被彻底地作为一个时代的一种局部的思想理念来对待,难以发挥全局性的社会影响作用。宗教的作用是极为特殊的,扩建北京白云观者丘处机道士(公元1148-1227)的仁爱和忘我使杀人成性的成吉思汗有所收敛,成吉思汗接受邱真人的告诫,统治者顺从“天”意的政治风格再一次有了展现的机会和可能,创造了道家文化面对异族蛮横武力“以柔克刚”的历史经典。外来强权的元代统治者进一步用宗教取代道家玄学的社会意识从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另一个侧面也挤占着道家玄学的生存空间,从此以后,封建文化连“皇权天授”的外衣都被剥光,变成赤裸裸的偏执于“有之以为利”的实用主义“文化”,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条件因被道教和宋代理学挤占而破坏殆尽,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彻底失去自身尊崇自然文化的内在活力。 

      朱元璋的狡诈实用与刘伯温(公元1311-1375)的卓越杰出,明成祖朱棣不惜工本兴建武当山工程以及张三丰的避而不见说明了封建帝王文化的唯利是图和苍白无力,也显现了持“天道”的知识分子与持“王道”专制统治者最终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清高。明代的道家思想文化只剩下官方虚华的宗教形式和民间高人无法在社会上公开露面的个人传承,“无为而治”的能力大减,封建制度的有活力的文化资源已经彻底枯竭。15 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已经开始,中国则出现过王阳明(公元1472-1528)力图使道家思想转向与西方唯心主义理论对接的努力,虽然王阳明表现了政治性思想家的练达世故以及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影响的敏感,但王阳明势单力孤无法改变中国已经腐朽的文化格局,难有所成。莱布尼茨(公元1646-1716)从传教士手中得到《易经》,并在卦象的基础上发明了二进制,恢复了中国文化精髓的自然本质,莱布尼茨视《易经》为“解释宇宙的语言”的由衷称赞证明道家玄学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思想成果鲜明亮点的同时已经使得以为儒道就是道家思想的中国思想界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之中;没过多久,黑格尔(公元1770-1831)对所谓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的不屑一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结论从学术上又把中国的道家玄学择回到自然科学的思想范畴。在黑格尔之前,西方科学和社会的飞速进步促使传统的道家玄学从腐朽儒道的“酱缸文化”泥潭中脱颖而出,第一次走向世界就在回归自然科学的道路上闪现出耀眼的辉煌。人类的世界性交往为西方新的文化思想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无为而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新的领域。 

      清代的异族统治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发现,缺少文化基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很容易地通过文字狱做到全社会坚守儒道唯一选择,使整个中国进入到完全失去文化“无之以为用”的高尚而陷于实用主义的“有之以为利”的低级盲动之中。结果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两败俱伤。面对世界飞速的发展,中国人全然不知所措,吃老本、赔老本,毫无创新,被动挨打,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20 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呼唤,梁启超对中国“善良文化”的探源,开创了一种“打倒孔家店” 的变革封建专制体制的新思考,但是对于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善良文化”的源头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也无法得到解决。道家玄学的“赛”先生本质没有也无法被认清,在自然本质基础上尊重人权平等的“德”先生只能穿西装打领带而缺乏自己应有的中国文化诠释,孔孟之道被改头换面的“国学”所取代,现代的国学大师们在中国现有的文字遗存的研究中希望对“中国善良文化的源泉”有所发掘,结果只能是捉襟见肘,越描越黑。国学“大师”们甚至认为:“文化起源于宗教,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个不争的事实。宗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结果,但却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指导。宗教统治了文化、艺术、意识和社会行为的很大部分,世界上有很大部分的人相信宗教,并自觉地维护和遵守教义。但如果按照外国研究者所说的,中国文化艺术受佛教影响,而佛教传进我国只有两千年,不足以说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 

      儒教是宗教的论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而是要把其起源和它所产生的宗教影响和宗教形式的合理方式阐述出来”(摘自周默在《人物》杂志2009 年第8 期撰文《先生离去——任继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似乎希望能够以“小学”顶替“大道”从宗教中整理出符合现代发展要求的真理性内容,结果是更加的漏洞百出。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科使得国学大师们无法摆脱文字说明的尴尬,国学大师们前仆后继在脱离经验实际、脱离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支持的情况下,“六义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突破。被“五四运动”激烈否定过的孔家店死灰复燃,重抄旧业,甚至还有所膨胀泛滥,道家玄学呈“龙战于野”的游魂状态,中医屡遭质疑否定,中国文化陷入新的迷茫和困惑之中。 

      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能够经历到的所有耻辱和辉煌,使近百年的复兴历程成为以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缩影。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忧国忧民,几乎筛选了全世界的所有的“先进”文化,经历了与封建帝王相类似的所有成功和失败,也尝试了人类所有的憧憬和希望,西方思想的极左和极右的思潮轮番坐庄,政权更迭频繁,死人无数,但是因为没有中国自然文化砧木的承接和缺乏自身善良文化营养的滋润,所有的与内外“先进”思想文化的嫁接都带有封建“王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狭隘劣根性成为新的“折腾”,新的笑柄和新的无奈。事实证明,近百年时间里,没有对自身文化作正本清源清理的所有新文化运动,不是“全盘西化” 就是“复辟倒退”,要不就是两者的大杂烩,根本无法现实和发挥出一个强大民族应有的软实力作用。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中国领导人以“中国特色”为名,实际上以放弃所有意识形态约束为代价,任由“有之以为利”发挥偏执作用,在确实换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信仰危机”、“腐败成风”、“诚信缺失”、“道德沦丧”和巨大环境破坏,甚至是政权不稳、难以为继的严重后果。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中国的迷茫并不等于世界放弃了对中国“善良文化”的赏识和向往。倒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旁观者清给我们以客观而深刻的启示:西方哲学家“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论断,费正清对道家文化具有儒家文化没有的积极因素的敏感直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强调:“我再一次说,要按东方的见解行事”都从不同角度封闭出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底蕴和用之不竭的思想理论资源的系统考证;爱因斯坦在相对论的理论成果成功的基础上承认经验是物理学的坚实基础,量子力学之父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的互补性思考与太极图思维的不谋而合,都使“龙战于野”的中国道家玄学的游魂显露了承载人类最终极思考的真实。 

      20 世纪,有实践经验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科学的启示下有了新的思考:在传统文化领域,梁启超的广博敏锐,陈撄宁先生的善良和高洁,张岱年先生的忠实与厚重,南怀瑾先生的深入清醒和融会贯通构成了中国“善良文化”重新起飞迅速走向世界的整合与准备;在现代科学领域,钱学森先生的关心丹道、关心传统中医,郑铁涛先生对“整体恒动”理念的坚持实际上已经向我们提示和标明了道家玄学、传统中医与现代科学对接的综合整体性质和能量的契合点。从此,道家玄学和中医将结束两千五百年的偏隅蛰伏和近五百年的游魂经历,不仅能够在中国思想文化殿堂找回自己应有的核心源头位置,而且能够在人类智慧的最高层面上开始回归步入人类最高的科学和文化殿堂。20 世纪末,德国医学家格列藤的海德堡模型的完成终于展示了中医的能量特征,实现了传统中医和中国道家玄学彻底回归人类科学社会的重要突破。人类将新时期发展的希望又重新集中到传统中医和中国道家思想文化上来。 

      在春秋以前,中国坚持“天道”的文化主导,没有产生类似同时期古希腊的奴隶制社会,这说明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都得到人们尊重和强调时,文化在具有“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的统治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稳定平衡作用,自然文化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阶级的严重分化处于“无为而治”的良性状态。在封建社会,文化“无之以为用”和物质“有之以为利”的清晰区分导致中国“天道”和“王道”的区分,“王道”对“天道”的自觉趋避以及“天道”对“王道”的制约和教化的虚幻无力。从秦始皇开始,封建“王道”对“天道”千方百计的排斥和摧残,最终形成封建制度时期人类发展与自然文化两败俱伤的结局。封建制度会灭亡,但是被封建制度压制摧残的自然文化会得到重生。21 世纪的今天,传统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对接成功,使中国自然文化在科学的道路上摆脱自身的局限从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封建躯壳中脱颖而出,再次复兴成为全人类最有活力的精神财富。在现代科学的支持下,中医和中国的自然文化将会从一个任何个人和任何社会集团都无法控制和达到的高度对全人类施展全新基础上全方位的“无为而治”。 

      “言天者求之本”。“天道”文化的本质是彻底真实,是“容”、“公”、“王”、“通”、“久”和“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在中国的疆土范围内中国的“王道”最终会受到“天道”制约和教化。自然文化为人类社会之“用”,是善良的,是永恒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之“利”,是功利的,是时效性的。生产力之“利”,思想文化之“用”,这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所以,不论在什么生产力的条件下人们对善良文化的需求和尊崇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文化发展会有时代和民族的差异,但是自然文化的科学真理的本质是不变的,思想文化对权力和利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不变的,人类对自然的亲和,人类彼此之间的包容和谐,道德和正义,真诚和善良,高尚的人格和思想情操总是能够成为善良文化的真正载体和真正表达。追求功利是人类的本能,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追求功利的时候还是希望善良的。所以,道德制约总是可以实施着一种深刻的“无为而治”。当这种“无为而治”成为一种像物理学定理那样被所有人毋庸质疑地予以认定并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时,文化不再是起源于宗教而是起源于科学,于是,“天下”会实现一种对善良文化新的返朴归真,世界会在对自然有新认识的前提下变得更加包容、和谐、美好。 

      老子《道德经》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这在某种意义上论述了中国自然文化的发展历史。显然春秋前的历史时期,中国自然文化经历的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发展历程;从春秋到鸦片战争的两千五百年里中国自然文化经历的是“中士闻道若存若亡”的实际状态;1840 年到现在的“百年复兴”实际上显示了“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时代特征,而“大笑之”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国内主流思想家以“现代科学”名义对中医的一再否定,而更深层次的表现是西方坚船利炮对中华民族的任意蹂躏。“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血的代价,以巨大的民族牺牲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深刻思考和求索,最终,以钱学森先生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圣人”在真实民族意志得到完整表达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科学最尖端领域获得极其辉煌成果之后,“大器晚成”地转向了“道隐无名”的中国丹道,转向了“大白若辱”的传统中医,转向了“大成若缺”的中国自然文化。钱学森先生“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和“大成智慧”的提出加速了“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历史进程,延续着对老子的深刻远见的证实,再一次体现了“无之以为用”对“有之以为利”的超越和教化,体现了自然文化对世俗文化的超越和教化。 

      老子的论述清楚说明了人与文化,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建设、文化的选择存在互动关系,不管人类的选择是什么,人类最终只能接受反映自然真实的自然文化。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统治的完善终结了人类自然文化绝对的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统治阶级的意志可以取代自然文化的主导作用,但是一旦人们建立起完善的自然文化体系,形成一种对自然文化的自觉,自然文化会在“不笑不足以为道”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对人类文化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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